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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國積極響應北約大規模軍事擴張計劃，在制度、安全決策機制等方面加速軍事建設。這一轉變受到美國戰略重心轉移、俄烏沖突及歐洲戰略自主意識覺醒等多重因素驅動。然而，經濟疲軟、兵源短缺等現實難題，使德國擴軍計劃充滿不確定性。

日前，北約在布魯塞爾舉行的部長級會議上宣布了自1990年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擴張計劃，各成員國一致承諾將軍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逐步提高至5%。德國作為歐盟核心國家，更是早在5月即表示愿進一步提升本國國防開支，以實現GDP占比5%的軍費目標。

在歐洲大陸的風云變幻中，德國的軍事動態再次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尤其是默茨政府上臺以來，德國“硬實力”建設明顯提速。

軍事建設加速

在制度層面，默茨憑借上屆議會中聯盟黨、社民黨和綠黨所形成的多數優勢，成功推動修憲。未來德國超過GDP 1%的軍費支出將不再受“債務剎車”機制限制，從制度層面為德國軍費支出的大幅增長掃清了障礙。

在安全決策機制方面，德國也進行了重大調整。根據“黑紅”兩黨達成的執政協議，聯邦政府計劃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危機響應中心，聯邦國防軍總參謀長將直接擔任總理的首席軍事顧問。安全事務主導權高度集中于總理府，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決策的效率和協調性。

在軍事力量建設方面，德國更是雄心勃勃，誓言將聯邦國防軍打造成歐洲大陸最強的常規力量。德國防長皮斯托里烏斯稱，國防軍計劃組建5~6個額外的重型武裝戰斗旅，每個旅約5000名士兵。

此外，默茨上任后迅速訪問法國、波蘭及歐盟和北約總部，推動與盟友的軍事合作。德法同意成立“聯合防務與安全委員會”，加速合作研發新一代坦克、戰機和遠程導彈等項目。德國在東歐地區的首個常駐軍事基地也正式啟用，預計于2027年具備“完全作戰”能力。

多重因素驅動

德國加速“硬實力”建設并非偶然之舉，而是多種因素交織作用下的必然選擇。

美國戰略重心轉移是重要的外部推動力量。早在奧巴馬時期，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便已浮出水面。如果說特朗普第一任期時，德國仍對跨大西洋關系的韌性心存期待，那么2024年特朗普“卷土重來”，德國不得不承認美國戰略東移、逐步自歐“抽身”的新現實。

媒體意外披露的通訊記錄無不充斥著副總統萬斯、防長赫格塞思等美國高層對歐洲的輕視和鄙夷。赫格塞思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更是直白地表示，美國可以將部分安全負擔交給歐洲盟友，從而將重點轉向印太地區這一其認為最重要的區域。

此外，在歐俄關系惡化的背景下，德國“硬實力”建設被賦予了“抵御俄羅斯威脅”的歷史使命。歐盟首份國防白皮書將俄羅斯定義為“根本性威脅”。特朗普上臺后力推美俄關系緩和，亦未動搖歐洲“抗俄”的決心。其間，歐盟通過第17輪對俄制裁，進一步加強對俄石油出口的打擊力度，限制俄能源收入。不僅如此，據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拉斯稱，歐盟已開始醞釀第18輪制裁方案。

最后，歐洲戰略自主意識加速覺醒，進一步強化了德國加強軍事力量建設的內生動力。新一屆歐委會提出“重新武裝歐洲”特別融資計劃，希望通過增加國防工業投資、鼓勵聯合采購、提高軍工產能等措施，調動約8000億歐元打造“一個安全而有韌性的歐洲”。

特別是，歐委會首次啟動《穩定與增長公約》豁免程序，允許成員國在不觸發過度赤字程序的情況下，大幅增加防務開支，包括德、比、波、匈等在內的12個歐盟成員國現均已提出相關申請。

在大國博弈加劇、地緣政治沖突不斷升溫的復雜國際背景下，歐洲各國在集體防御和安全合作領域愈發展現出堅定的決心與行動力。德國作為歐洲的核心力量，自然不甘落后。

面臨現實難題

然而，戰后長期奉行“軍事克制”與“和平主義”文化的德國是否真的能夠適應如今軍事化加速轉變？連年萎縮的經濟，又能否支撐新政府雄心勃勃的擴軍計劃？諸多問題依然充滿不確定性。

按照計劃，聯邦政府將目前占GDP 2.1%的軍事開支每年增加0.2個百分點，到2032年，德國的軍事預算將超過1500億歐元，此外還將有650億歐元用于軍事基礎設施建設。相比之下，目前聯邦勞動和社會事務部的預算僅為1800億歐元。

如此大規模的軍費增長，無疑會對德國的社會民生支出造成巨大壓力，可能導致聯盟黨和社民黨本就岌岌可危的民意“雪上加霜”。如何平衡國防開支與社會民生支出的關系，將是德國政府亟待解決的難題。

除了經濟壓力外，德國的征兵進展也面臨嚴峻挑戰。聯邦政府曾認為烏克蘭危機能夠提高德國應征入伍的人數，但實際上除了2022年上半年有短暫的小幅增長外，這一情況并未發生。

在柏林，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如果不重新引入義務兵役制，聯邦國防軍的計劃擴軍將無法實現。然而，重新引入義務兵役制又面臨著諸多社會和政治層面的阻力，這一問題如何解決，也將直接影響德國的擴軍進程。

（作者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